无效合同，在国内是指欠缺合同的有效要件而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。《中国合同法》第五十二条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合同无效：（一）一方以欺诈、胁迫的方法订立合同，损害国家利益；（二）恶意串通，损害国家、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；（三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；（四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；（五）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。”理论界及司法实务中，大家常依上列5种情形做类别化分，形成5类型型，即欺诈胁迫型、恶意通谋（串通）型、损利型、掩盖型和违法型无效合同。

对前述案件，笔者觉得，假如说“不允许其他人从我们的错误行为中获得好处”是一个古老的自然正义法则，那样，“不允许其他人从其恶意通谋行为中获得利益”应作为现代司法正义之准则。如前所述，本案原、被告双方签订的煤矿出售合同，以合法的合同形式出现，通过恶意通谋侵害国家利益，达成其非法占有国家资源之目的。之所以将本案合同当事人的行为界定为恶意通谋，且非但不支持当事人的诉讼倡导，还须适用民事制裁手段，理由如下：

其一，本案合同的签订符合恶意通谋之特点。所谓恶意通谋（或称恶意串通），是指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，为谋取不法利益合谋推行的违法行为。理论界一般觉得，恶意通谋行为之构成要件有4个：须有恶意通谋损害国家、集体或第三人利益之故意；须有双方恶意通谋之行为；须有双方通过恶意通谋行为谋取不当利益之目的；须有双方恶意通谋行为直接损害国家、集体或第三人之利益。就本案当事人签订无证煤矿非法出售合同的事实看，合同双方的行为均符合上述全部要件。

其二，本案当事人的行为具备民事违法性。《中国矿产资源法》第三条规定：“矿产资源是国家所有”、“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用任何方法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”、“勘查、开采矿产资源，需要依法分别申请、经批准获得探矿权、采矿权，并办理登记。”第六条规定：已获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，因合并、分立、合资、合作、资产供应及其他变更资产产权情形等，经依法批准可以出售，此外不能出售。而本案当事人的开采及出售行为均违背上述规定。

其三，司法行为须重视社会成效。假如法院对于合同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案件，允许当事人在合同无效情形下返还财产，将致使司法权与行政权相冲突，而且非法煤矿出售纠纷将很多涌入法院，使海量的非法获利行为得到本不应有些司法保护。更紧急者，将引起社会混乱而不可救药，法院陷于被动局面。

其四，本案当事人的行为依法当受民事制裁。恶意通谋型非法合同之法律后果，一方面是一种特殊的“返还财产”形式，其具体表现为：是损害国家利益获得的财产应收归国家所有；是损害集体利益而获得的财产须返还集体；是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应当返还第三人。其次，司法机关不但收缴当事人的非法所得，还可以适用罚款、拘留等制裁手段。

矿产资源法第四十二条规定：“交易、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出售矿产资源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处以罚款。”合同法第五十九条规定：“当事人恶意串通，损害国家、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，因此获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返还集体、第三人。”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在1、二款承担民事责任10种方法的基础上规定：“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，除适用上述规定外，还可以予以训诫、责令具结悔过、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，并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处以罚款、拘留。”结合本案，法院可以对当事人的非法行为及其非法所得适用民事制裁。基于此，奉节法院审判委员会于同年11月讨论决定：以判决方法确认合同无效，驳回当事人的诉讼倡导；以决定方法对当事人进行非法活动之非法所得的26800元予以收缴。本案宣判后，原、被告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和申请复议。